于是使得沟通活动连锁化、网络化，出现很多预料之外的相互作用，增加风险处理的复杂性、暂时性、相对性以及沟通障碍。

关闭场所、封锁疫区的均需要有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明确依据，对相关场所和疫区的认定也需要遵循上位法的程序性要求。认真检查现有行为的上位法依据，向社会公众通报相关依据或者已获得授权的情况。

基于此，立法者就可以根据宪法文本中的法律保留得到授权，从而可以限制某项基本权利。……《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2011年修订）第三十三条规定：……必要时，对人员进行疏散或者隔离，并可以依法对传染病疫区实行封锁。应对两种利益进行必要的权衡，而不是以一纸通告、一刀切的方式只维护前者或者后者的利益。适当缩小封锁区域，直至保留必要的疾病控制区域。比例原则的审查可以分为四步：目的正当性原则，适当性原则，必要性原则，狭义比例原则。

在宪法上，限制公民基本权利一般应当遵循法律保留和比例原则。1.法律保留 法律保留是指宪法将限制基本权利的权限保留给法律。最惨的是，到最后大概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

几年之前，北京地铁票价调整，曾广泛征求公众的意见，并经过严格的听证程序。商业机构以微利或是便捷安全之类的因素相引诱，让人们自愿地使用人脸识别，由于大多存在信息告知不充分的问题，很难成立有效的用户同意，故而其运用也难谓合法。当时参加讲座的一位媒体从业人员，在没有听完讲座之前，就把微信与支付宝中的人脸识别给删了。持这种看法的人想来不少。

要说这样的安检措施，竟是用来保护包括你我在内的一般公众的，除非人格分裂，不然谁信呢？ 或许有些人会不以为然，认为是我对这样的事件反应过敏了。基于前述相应的理由，尤其是考虑到其中潜含的重大危险与负面作用，我不仅反对在地铁运用人脸识别技术，也反对在机场与宾馆等场合，强制人们接受人脸识别的检查。

倘若是企业或其他机构所为，则其收集个人的生物学数据，起码需要获得被收集人的明示同意。但愿到彼时，还能有人身自由去畅饮庆功宴上的美酒。从事相应技术研究与推广的这些企业与技术人员，敢说自身就没有任何的责任吗？假如电幕的世界有一天真地降临，你们是当之无愧的功臣。倘若个人的生物学数据也能以安全为名未经同意而随意获取，则法律上对隐私权与住宅自由的保护，还有什么意义？无隐私即无自由。

在没有做扎实的实证调研之前，如何让我们相信，在地铁运用这项技术有助于提升通行效率？根据在机场与宾馆的亲身经历，我很难相信这样的结论。如果政府是作为收集的主体，显然需要法律明确予以授权。生物学数据的个人指向性更为明确，而且对个人而言，也显然比一般的个人信息更为重要，为什么在收集时反而不需要征得被收集人的同意？并且，对收集的主体、目的、方法、范围与程序等问题，完全没有做任何的限定，也没有对违规收集或使用的行为规定相应的法律责任。即便有来自专家的一些支持，我们也有理由怀疑专家的判断是否准确。

前日从新闻中得知，北京地铁将要应用人脸识别技术，来对乘客实施分类安检，理由是提高乘客的通行效率。因为这根本不是靠一味忍让就能解决的问题。

最后，我郑重建议，对于北京地铁将运用人脸识别进行分类安检的举措，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必要做基本的合法性审查。不久之前，我曾参加一次关于人脸识别技术的讲座。

一个交通管理部门，有什么权力来对乘客进行分类？依据的又是什么法律？不止如此，相关部门准备采取怎样的标准来对乘客进行分类，采取的标准具体包含什么内容，又是由哪些人以及如何确定的标准，标准是否应当公之于众等，这些问题难道不应当在推行人脸识别之前先行解决吗？垃圾的分类标准都要明示，更何况是对人的分类。不久的将来，或许乘坐地铁这样的公共交通，都将成为一种特权，只允许一部分社会成员享有。问题在于，声称不代表客观事实。不过，倘若你是剧中主人公的话，怕是没有那份才智与幸运，只能等着悲剧收场。此类乐观人士，最好能认真去看一下《国家的敌人》这部二十多年前的电影。《宪法》第37条明确规定，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

这里的他人，不单指其他的个人或是一般的组织，也包括政府，包括国家。由于这个庞大的组织是由具体的人在运作，这就等于说，所有的个人数据，包括识别性极强的生物学数据，都是由群体中的少数人来掌控。

这应该不是我个人特有的经历与感受。大致归纳一下，可能存在四种看法。

其四，还有人会辩解，这样的技术推广是有些问题，但反对也没什么用，就懒得花力气反对了。我原本以为，自己应该是被保护的对象，但在这样的连番举措之下，我分明感到，自己就是被防控的对象。

对于大规模收集个人数据的做法，即便自身是作为被收集的对象，很多人也不以为然，并不觉得有什么问题。歇斯底里地追求安全，带给社会的，根本不是安全，而是全面的压制，还有恐慌。作为被侵害一方的我们，如果只是一味地默默地忍受，甚至不敢表明反对的立场，就等于是以不作为的方式，帮助对方来算计与加害自己。要知道在我们这个社会，任何的个人数据，只要是为企业或其他机构所掌控，也就等于为政府所掌控。

所以，他们会如何使用我们的个人数据，会如何操控我们的生活，都不得而知。我只能说，我不想成为透明人。

再次，声称应用人脸识别技术是要实现分类安检，但标准本身所牵涉的问题本身就没有解决。除了浪费纳税人的税款，实在是看不出这样的人物同检，究竟有什么现实的作用与意义。

因为这涉及对未知事态的预测与评估，专家的判断完全有可能陷于错误。其三，有人会提出，自己并非什么重要人物，别人想必也没有兴趣来了解我们的个人信息。

更不要说，这些数据因保管不善而被泄露或是被黑客侵入，导致为不法分子利用所可能产生的危害结果。其次，地铁实施人脸识别，涉及公众重要的人身权益，不经听证就要推行，也缺乏起码的合理性。电影本身的结局还不错，恶人最终遭到了恶报。退一步而言，即便运用人脸识别真地能够提升通行效率，单是效率本身也不足以成为推行的充分依据。

现行的人物同检，尤其是其中的人检，无论在高峰时段还是一般时段，都形同虚设。同时，如果收集方将相应信息不当地予以使用、出卖或是泄露，还可能引发包括刑事责任在内的法律责任。

不要以效率为名糊弄公众，好不好？要说效率的话，不对地铁进行所谓的安检，最能提升大客流时段的通行效率。首先，人脸识别涉及对个人重要的生物学数据的收集，相关组织或机构在收集之前，必须证明这种做法的合法性。

然而，当下的各种安保措施，怎么看都是基于有罪推定的思维。主要的理由无非是，我们又不是什么重要人物，别人应该不会有兴趣来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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