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类案件，不同的判断，形成了此类案件判决规律。

[9]但众所周知，这一则世界理念不过是漫漫历史长河中某一阶段性产物而已，面对时代风云的莫测变幻，其合法性、修辞力量—依黑格尔的术语表述，即是现实性与合理性之间的张力—必须不停地予以历史的追问，一径未有穷期的无尽诠释与论证的漫漫之路。为确立这种责任自负的能力，康德将人的行为深深扎根于意志自由这一立法与自我立法的根本原则上。

[美]霍贝尔：《原始人的法》，严存生等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57、273页。进入专题： 法律主体 主体问题 法律人像 。二、法律主体的特征：作为主体的人 前述历史上的法律主体虽然五花八门，但步入现代以后，便渐渐缩减至单一类型即人自身。直至19世纪，海事诉讼中仍留有些许残迹。[59] 后现代主体范畴之种种蕴涵可列举一二。

在法律上，《普鲁士普通邦法》完成了人之概念的最终转化。前现代的法律中，超自然事物之为主体是寻常之事。回避当前社会矛盾的结构性根源，罔顾国家治道危机，通过强化诉讼主义来解决问题，最终会导致政治过程与司法过程的双重失灵。

功能增加型负担是过去十几年中国法院面临的一个新问题，它不一定直接表现为案件量增加，而主要表现为非司法目标的嵌入使得个案处理难度的加大，以及对司法自身专业与独立属性不同程度的扭曲，案多人少之所以广受关注，实际上是内在地包含这个因素的，只是质疑的声音仅仅注意到了案件负担这个方面。但是，或许我国的问题并非由于我们的法律太少，而是宪法所确认的政治表达机制严重堵塞。这里仅回应前述行政诉讼的例子，虽然在一些地区，与传统民商事案件、经济案件、劳动争议案件、交通肇事案件增长的同时存在行政案件没有相应的增长甚至有减少的情况，但这与其他领域的案件增长有着相同的原因。案多人少通常被归结为四个原因：1.公民权利意识的增强，使纠纷更多地以诉讼方式解决。

哈佛法学院的玛丽•格伦顿教授指出，在那之前美国人对权利的理解，完全与政府的结构性问题相连——关注联邦与州或者联邦政府内部的权力分配，这种理解一直遵循着建国时代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看法：宪法本身就是权利法案，把权力约束好了人民自然拥有自由，无须明确列出权利条款[7](P.430)。如果人大积极强化司法经费的刚性保障，减少法院同地方政府的无规则博弈，则能够有效提高司法的独立性，改善法院发挥正常功能的外部环境。

特别是劳动争议案件，按照新《办法》，这类案件的收费标准是每件10元，适用简易程序减半(5元)，调解还能再减半(2.5元)。中国法院实际上面临两类沉重负担：一是前面述及的由于诉讼骤增而带来的案件增加型负担。(24)在缺乏民意监控和独立司法权威约束的情况下，刚性的法律规则已无情地让位于短期政策考虑或被地方利益绑架。基于此，我们致力于改善法院人财物供给和法院系统内部管理方式改革的努力，终究是治标而不治本，十多年来中国司法改革进二退三、缺乏制度性累积效应的现实也表明，必须跳出司法谈司法改革，从推进国家政治体制改革、改善公共治理的结构性方面寻求出路，这本是多年来执政党和社会的一个原则性共识。

这部法律加剧了非诉讼纠纷处置机制的萎缩，使法院几乎成了纠纷的唯一解决场所，公安交管部门、保险行业协会、保险公司、人民调解委员会的纠纷解决作用严重弱化，法院在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的诉前调解、诉调对接机制也更加不畅。戎老虎、耿艳苹、柴志峰：浅议农村土地补偿费分配纠纷的受案范围，载《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二是增加法院人财物供给以提高案件处理能力。二是由于法院担负其他非司法职能而形成的功能增加型负担。

人均结案数的国际比较，应当将国外对诉案的统计口径较宽这一因素考虑进去。不过，由于对此问题的真伪尚存不同看法，②故有必要先期作一个讨论，目的既在于说明此一问题之真切存在，也借此厘定本文的论述范围和基本立场。

(21)《劳动合同法》保护劳动者这一动机，由于抽空了中间组织的缓冲机制而打开了诉讼的闸门，劳动密集产业集中的地区此类案件的急剧增加证实了这一判断。当社会把纠纷解决都推向法院时，最先受到危害的往往正是司法本身：劣质司法会彻底毁掉法院的权威和公信度，正在走向成熟的法官队伍也可能会被急功近利的超负荷使用所腐蚀。

疏通政治过程将在两个方面改善我国法院所处的困境：第一，减少转移至法院的讼案数量以缓解案多之累。[10]徐昕、卢荣荣：中国司法改革年度报告(2009)，载《中国检察官》2010年第15期。该报道列举了2009年11月唐福珍案之后至2010年11月一年间的18起造成公民伤亡的恶性强拆事件。劳动争议案件与其他便民措施涉及的当事人，具有同样的社会学特征：属于弱势群体。参见杨耕身：拆迁不立案的司法陋习必须改变，载2013年7月24日《晶报》。在此环境下，政府和社会都渐趋把维权等同于诉讼了，一个司空见惯的口号就是拿起法律的武器。

截至6月30日，广东省法院上半年新收劳动争议案件39 767件，同比增加了24 338件，增幅达157.7%。美国学界对权利话语并不是欣然接受，而是深刻反思。

第二，工会作用受到抑制。在政治过程堵塞、民意监控缺失、社会性纠纷解决渠道不畅的情况下，司法是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俨然已被置换为司法是正义的唯一一道防线[6]。

(20)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劳动合同法》虽然并未否认工会作用，但删除了在立法草案中规定的若干重要的工会权力。二、权利意识的增强？ 天赋人权、为权利而斗争、认真对待权利等观念的广泛传播，堪称我国改革三十多年来蔚为壮观的景象，流行的观点是，法治凸显了规则的重要性，对实现社会治理目标具有重要的工具价值，在这一过程当中，公民权利意识的增长是自然的和建设性的。

⑨例如，近年引发公众广泛关注的彭水诗案，反映了一些地方政府对于公民表达自由的严重漠视。只要诉讼费降低背后的政治原因存在，那种以提高诉讼费分流案件的主张就很难被采纳。但也正是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观察我国法院面临的案多人少问题，容易使我们忽视它的特殊根源。从实践层面看，一方面进展顺利的土地征收和房屋拆迁行为多出于地方官员对激化社会矛盾的担心，这种担心使他们能够提供高额的补偿或者采取温和的措施。

4.与案件量迅速增加相对照，法院显得人手不足。(19)劳动合同法引发劳动争议案件激增，仅以广东地区的情况为例，2008年1-6月，广东省各级劳动仲裁机构受理劳动争议案件数是去年同期的3倍，已达到去年全年总数的107%。

否则，我们就难于理解为什么各级法院院长的工作报告中都将受案数量的增长视为一项政绩。法官以多种方式参与维稳工作——治安值班、定点接访甚至半路截访。

新法的颁行看似是一个可圈可点的立法成就，其实担当的是政治失灵的替罪羊，它们要弥补民意对公共权力的监控不足，但这既无助于从源头上遏制防范政府侵权引发的矛盾增加，也把一些本应由行政部门处置的纠纷推向了法院。现实的情况是，虽然宪法修正案和物权法生效多年，那些最为危险的侵权行为——如土地征收和房屋拆迁中的蛮横、暴力与血腥——仍然屡禁不绝，2009年11月唐福珍自焚案之后的一年内，暴力强拆引发的恶性案件依旧大量发生，没有证据表明宪法修正案和《物权法》对这些行为起到了阻止作用。

对新《办法》最敏感的人群是经济上弱势的当事人，而标的较大的案件当事人受到的影响有限，因为他们的诉讼成本构成主要是律师费而非诉讼费。进入专题： 案多人少 司法改革 。诉讼是由一系列法律行为构成的程序性活动。格伦顿提醒人们：一意孤行的权利话语带来的是绝对化的幻念、孑然而立的权利承载者、迷失的责任话语、消逝的社会维度以及权利问题上的闭门自守，它使核心民主价值面临平凡化的风险。

该规定的立法目的，是给当事人提供更为方便、快捷的纠纷解决途径，但也直接导致交警部门调处功能的极大弱化，使转移至法院的讼案剧增。该法也导致相关案件多发。

上述分析显示了政治过程的缺陷，其在行政诉讼领域表现为案件减少，但在其他领域恰恰表现为案件增加。本文认为，做表面文章固然有司法官员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的动机，但也是因为便民措施同司法规律本身的对立使一些法院不得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2009年出台的《意见》开篇指出了该文件出台的背景和特定目标：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通过扎实有效的工作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法院工作的新要求、新期待，是人民法院落实‘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指导思想，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努力解决司法为民中的具体问题的必然要求，是人民法院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12)例如，据报道，江苏宿迁法院积极落实‘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转变坐堂审案的被动司法理念，走下审判台，走到农民群众的家门口，用人民群众看得见的方式实现最大程度的司法公正，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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